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广大读者
★曼德尔施塔姆是布罗茨基、纳博科夫、以赛亚·伯林、爱伦堡盛赞的作家。本书采用刘文飞的权威译本，俄文直译，修订新版。
★“我想做的不是谈论自己，而是跟踪世纪，跟踪时代的喧嚣和生长。我的记忆是与所有个人的东西相敌对的。”自传《时代的喧嚣》不仅叙述自己的成长和教育经历，也描绘了20世纪早期圣彼得堡社会生活，书写西方与俄罗斯精神的冲突与交缠、历史的不安与战栗。
★本书还收入曼德尔施塔姆的文论，展现了阿克梅派的重要主张，见证了白银时代文学的高峰和现代主义的先声。
“白夜丛书”由著名学者、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刘文飞主编，译介范围是广义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选择标准是 内容简介
曼德尔施塔姆是20世纪俄苏最有才华也最传奇的诗人。在内战时期，他先后被红、白两方的队伍所关押；在20世纪30年代，他又两次被捕，长期遭流放；他一直很贫穷，长期居无定所；他曾不止一次地试图自杀……最终，他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集中营。
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和他的诗同样重要。他讨论了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关联，描绘了当时圣彼得堡的生活与人们的精神状态，并且最重要的是，指出了文化的未来：未来，社会建筑不再是用人建造的，而是为人建造的。
这些文字抵御着死亡和苦难，照亮了至今也未实现的人类理想——就像一支在强风中燃烧却绝不会被吹灭的火柴。
作者简介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俄国著名诗人。生于华沙，在圣彼得堡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早年曾参与阿克梅派诗歌运动，赢得了阿克梅诗派“首席小提琴手”的称号。他曾两次被捕，长年流放，多次自杀未遂。年死于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集中营。生前出版诗集《石头集》《忧伤集》《诗》，散文集《时代的喧嚣》，文论集《论诗歌》等。
刘文飞（—），作家，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讲席教授，博导，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俄语诗史》《布罗茨基传》《俄国文学演讲录》《俄国文学新论》等二十余部，主要译著有《普希金诗选》《俄罗斯文化史》《抒情诗的呼吸》《俄国文学史》《悲伤与理智》等四十余部。
精彩书评
这是一个奇怪的、困苦的、命运多劫而又非常具有天才的人！
——弗·什克洛夫斯基
他像英雄一般坚持写作……他的诗歌是最深沉和最崇高的人类心灵的样本，令人钦佩。
——纳博科夫
在他模糊的外貌下面，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
——爱伦堡
曼德尔施塔姆，达到了他的同时代人无与伦比的程度，他写诗进入一个我们通过语言都可以接近并感知的地方，在那里，围绕一个提供形式和真实的中心，围绕着个人的存在，以其永久的心跳向他自己的和世界的时日发出挑战。
——保罗·策兰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成为一种高速度的诗，暴露精神、有时甚至暴露秘密的诗，常以某种简洁的句法跳过众多不言自明的东西。因此，他的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像一支歌，不是游吟诗人的歌，而是鸟雀的歌，带有尖厉、意外的变调和升调，有些像金丝雀的颤音。
他在俄国诗歌中工作了三十年，他所做的一切将和俄罗斯语言一样长久地存在。
英语世界应该倾听这充满爱、恐怖、记忆、文化、信仰的不安、高亢、纯净的声音——一个颤抖的声音，也许像是一支在强风中燃烧却绝不会吹灭的火柴。
——约瑟夫·布罗茨基
从曼德尔施塔姆头脑中喷涌而出的时而闪耀时而平静的意象之流彼此互相激荡，各种历史上的、心理上的、句子的和词汇的隐喻，对比与冲突，以闪电般的速度不断出现。所有的线索都互相交织，尽管联系的方式怪异，但每一件事都与另一件事相互呼应……它完全是出自一位极有条理，甚至有些冷酷的思想家。
——以赛亚·伯林
目录
译者序……1
自传
时代的喧嚣……29
第四篇散文……
诗人自述……
文论
阿克梅主义的早晨……
词与文化……
论交谈者……
论词的天性……
人道主义与当代……
书信
致吉比乌斯（年4月19日—27日）……
致索洛古勃（年4月27日）……
致妻子（年12月5日）……
致父亲（年早春）……
致俄共（布）中央出版局（年5月）……
致妻子（年2月2日）……
致阿赫玛托娃（年8月25日）……
致《莫斯科晚报》编辑部（年）……
致《文学报》编辑部（年5月10日）……
致妻子（年末）……
致特尼扬诺夫（年1月21日）……
致楚科夫斯基（年初）……
致斯塔夫斯基（年6月）……
致父亲（约年6月10日）……
致波波娃（年7月）……
致库津（年2月26日）……
致斯塔夫斯基（年3月初）……
致库津（年3月10日）……
致父亲（年4月中旬）……
致家人（年10月）……
精彩书摘
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
我想做的不是谈论自己，而是跟踪世纪，跟踪时代的喧嚣和生长。我的记忆是与所有个人的东西相敌对的。如果有什么事与我相干，我也只会做个鬼脸，想一想过去。我永远也理解不了托尔斯泰们和阿克萨科夫们，以及那些钟情于家庭纪事和史诗般家庭回忆录的巴格罗夫孙子们。我再重复一遍，我的记忆不是爱意的，也不是敌意的，其运动不是以再现为基础，而是以对过去的躲避为基础的。一名平民知识分子是不需要记忆的，他只需谈谈他阅读过的那些书籍，传记便是现成的了。在幸运的前几代人那里，史诗在用六音步扬抑抑格和汇编做着叙述，而在我这里，却只有显露的标志，在我和世纪之间，是一道被喧嚣的时代所充斥的鸿沟，是一块用于家庭和家庭纪事的地盘。家庭想说什么？我不知道。家庭天生就是口齿不清的，然而它却有些话要说。我和许多同时代人都背负着天生口齿不清的重负。我们学会的不是张口说话，而是呐呐低语，因此，仅仅是在倾听了越来越高的世纪的喧嚣、在被世纪浪峰的泡沫染白了之后，我们才获得了语言。
革命，本身就是生与死，如今，当人们在当着革命的面闲谈生与死的时候，它是难以忍受的。它的嗓子因为渴望而干涸了，但它不接受来自他人之手的任何一滴水。天性——革命——永恒的渴望、狂热（也许，它羡慕世纪，一个个世纪去到绵羊的饮水场，家庭般恭谦地解了自己的渴。对于革命来说，这种疾病、这种对来自他人之手的东西的恐惧，是典型的，它不敢、它害怕走近生活的源头）。
但是，这些“生活的源头”对革命做了些什么呢？生活源头的大浪在多么无动于衷地流淌！它们在为自己而流淌，在为自己而汇成水流，在为自己而沸腾为喷泉！（“为了我，为了我，为了我。”——革命在说。“你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世界回答道。）
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有一副高校女生那样的扁平的背、一颗小小的脑袋和一副为教堂唱诗班而生的嗓门。勃拉维奇演陪审官勃拉克。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演海达。无论是行走还是坐下，她都感到无聊。于是，她便永远站着；有时，她会走近易卜生那间教授客厅窗边的蓝色灯笼，久久地站立着，将微微有些驼的、扁平的背部展示给观众。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之魅力的秘密何在？她为何能成为像贞德一样的领袖？为什么和她在一起的萨维娜就像是一个逛商场逛得筋疲力竭、显得生命垂危的贵妇人？
实际上，在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的身上，俄国知识分子的新教徒精神得到了体现，这是一种独特的、来自艺术和戏剧的新教。她热衷于易卜生，不是没有原因的，她在那种新教的、体面的教授戏剧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知识分子向来不喜欢戏剧，他们想尽可能朴素、体面地追捧一个戏剧偶像。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呼应了戏剧中的这一新教，但她走得太远了，步出了俄国戏剧的界限，几乎步入了欧洲戏剧的界限。为了开个头，她抛弃了所有的戏剧虚饰：蜡烛的热度，一排排红色的椅子，丝绒包裹的包厢。古代的半圆形露天剧场，白色的墙，灰色的帷幕——整洁得像是在帆船上，粗朴得像是在路德新教的教堂里。此外，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还具有一位大悲剧演员的所有天赋，但是，这些天赋还处在萌芽时期。与当时那些俄国演员（也许还包括今天的俄国演员在内）不同，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具有一种内在的音乐素质，她能依据语言构造的韵律来提高或降低声音；她的表演有四分之三是台词，同时伴有一些最必需的细微动作，那些动作也是屈指可数的，不外手臂在头上挥一挥之类。在对易卜生和梅特林克的戏剧进行创造时，她对欧洲的戏剧做了一番摸索，她坚信，欧洲不可能给出更好、更多的东西了。
亚历山大剧院那焦黄的馅饼，与总是处于大斋期的这个非肉体的、透明的天地很少相像之处。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的小剧院被一种信徒式献身精神的氛围所环绕着。我并不认为，某一条戏剧道路就始自此处。这种室内剧从很小的挪威走向我们。摄影师，编外副教授，陪审员，遗失的手稿的可笑悲剧。一位克里斯蒂安尼亚的药剂师，成功地将雷雨引进了教授的鸡笼，并将海达和勃拉克既不祥又礼貌的争吵提升到了悲剧的高度。对于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来说，易卜生只是一家外国旅馆，仅此而已。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是从俄国戏剧生活中挣脱出来的，就像是挣脱疯人院一样——她是自由的，但一颗戏剧的心灵却留存了下来。
当勃洛克俯身在俄国剧院该死的包厢之上时，他忆起了、道出了“卡门”，亦即那种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与之相去无限遥远的东西。她的小剧院的岁月和时辰永远是屈指可数的。人们在这里呼吸着一种戏剧奇迹的荒诞的、不现实的氧气。勃洛克在《戏台》中恶毒地嘲笑了这种戏剧奇迹，因此，演出了《戏台》的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也嘲笑了自己。在一片呼哧声和叫喊声、抱怨声和朗诵声中，她的声音成熟了，强大了，像勃洛克的声音一样。戏剧过去、将来都将靠人类的声音而存活。彼得鲁什卡用铜片抵着上颚，以改变声音。较之于卡门和阿伊达，较之于朗诵的猪拱嘴，彼得鲁什卡更为出色。
“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老爷皮袄……”
夜半时分，瓦西里耶夫岛上的几条道上都刮起了暴风雪。蓝色胶盒一样的房间在门洞的角落里闪出灯火。不受营业时间限制的面包铺，将奶味的热气吐到街道上，而钟表匠人却早已关了那充满热烈的唠叨和各种蝉鸣的铺子。
笨拙的看门人，挂着勤杂工号牌的黑熊，在门边打着瞌睡。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冬季里在那儿闪亮的，是药店的深红色圆球。
我的旅伴走出熊窝般的文学家住宅，走出洞穴式的住宅，那住宅有一盏绿色的、近视的灯和一张笨重的沙发，有一间书房。书房里，吝啬地积攒起来的书籍，像松散的峭壁一样，让人感到有滑坡的危险；我的旅伴走出住宅，这住宅里的烟雾像是有一种受到伤害的自尊心的味道——我的旅伴真心地快乐起来，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老爷皮袄，向我转过了那张红润的、多刺的、既像俄国人又像蒙古人的脸。
他没有招呼马车过来，而是用一种威风的、寒冷的轰鸣向车夫吼了一声，仿佛，等待着他的呼唤的，不是一匹孱弱的小马，而是整整一群冬季里的猎狗和一批三套马车。
夜。一位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老爷皮袄的平民知识分子文学家发脾气。啊！这可是位老相识！在列昂季耶夫的著作中附有一幅画像，画像前衬着一张薄薄的蜡纸，画像上的人头戴一顶法冠式的皮帽。——一头多刺的野兽，严寒和国家的主教。理论在严寒中吱吱作响，就像马拉雪橇下面的滑木。你冷吗，拜占庭？一位穿着不合身的老爷皮袄的平民知识分子作家在感到寒冷，在发着脾气。
诺夫哥罗德人和普斯科夫人，他们在自己的圣像中就这样生着气：一层叠着一层，相互抵着脑袋，俗人们站立着，从左到右，都是争论者和骂人者，他们在将短脖子上一颗颗聪明的农夫脑袋吃惊地转向事件。争论者们那些面向事件的肉乎乎的脸庞和硬邦邦的胡须，带有一种恶毒的惊奇。在那当中，我感觉到了文学恶毒的雏形。
就像诺夫哥罗德人在可怕的法庭上恶毒地凭胡子进行表决一样，一百年来文学也在用一名平民知识分子和一名不得志者火热的斜眼、在用一个俗人的恶毒对事件侧目；这个俗人不合时宜地被唤醒了，被赋予了使命，不，最好是说，被抓着头发拖到历史的拜占庭法庭上做了证人。
文学的恶毒！如果不是你，我又该就着什么吃地上的盐呢？
你是添加在理解力之无盐面包上的调味品，你是谬误之欢乐的意识，你是阴谋家之盐，这盐从一个十年传递向另一个十年，带着阴险的鞠躬，装在多面体的盐瓶里，裹着毛巾！正因为如此，我才非常乐意用严寒和带刺的星星扑灭文学的热情。被雪冻得噼啪直响？在寒冷的涅克拉索夫的大街上欢喜热闹？如果指现在，那么是这样的。
代替活人回忆声音的，是模塑品。失明，用听觉去触摸，去认识。可悲的命运！你就这样走进了现在，走进了当代，像是走进了一道干涸的河床。
但要知道，那不是朋友，不是亲近的人，而是陌生的人，遥远的人！装饰着我的住所之空旷的四壁的，永远只有他人声音的面具！回忆一番，便是孤身一人再循着那干涸的河床走回头路！
第一次文学的相见是无法补救的。一个嗓子干涸的人也是这样。费特的夜莺早就熬干了：那是陌生的老爷式的主意，嫉妒的对象，抒情诗，“骑马的或是步行的……”，“钢琴被完全打开……”，“不朽的话语之火热的盐……”。
费特那患病的、红肿的眼皮妨碍睡觉。丘特切夫患早期血管硬化，血液中有层石灰质。五六个最后的象征主义的单词，像五条福音书的鱼一样，加重了篓子的分量；它们中间有一尾大鱼：《创世记》。
很难用它们来喂饱饥饿的时代，所以，不得不将所有的五条鱼全部扔出篓子去，包括那条很大的死鱼：《创世记》。
一个历史时代终结时的抽象概念，总是要发出臭鱼的味道。俄语诗歌那恶毒、欢乐的低语声要更好一些。
对着车夫吼叫的就是弗·瓦·吉比乌斯，一位语文老师，他没有教给孩子们文学，而教给了他们一门有趣得多的学问——文学的恶毒。他为什么要在孩子们面前发脾气？孩子们是否需要自尊的低语、文学笑话的恶毒口哨？
我当时就明白了，在文学周围有一些见证人，就像文学的家人一样：好吧，即便是些各种各样的普希金学者等等。后来，我认识了几位。与弗·瓦相比，他们是多么淡而无味啊！
他与其他文学见证人、文学内行的区别，正在于这种恶毒的惊奇。他对待文学，就像对待体温的唯一源头那样，持有一种野兽般的态度。他偎着文学，用毛发和满脸又黄又硬的胡须蹭着它。他就是仇恨喂养了自己的那只母狼的罗慕洛，他在一边仇恨文学，一边教导其他人热爱文学。
去到弗·瓦的家，几乎永远意味着要将他从睡梦中叫醒。他睡在书房里一张硬沙发上，紧紧握着一本旧《天秤座》或《北方的花朵》或“天蝎座”的书，他受了索洛古勃的毒害，他受到了勃留索夫的伤害，他在睡梦中还记着斯卢切夫斯基的《日内瓦的死刑》中那些野蛮的诗句，他是早期象征主义好斗的年轻僧侣科涅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同志。
弗·瓦的蛰伏是一种文学的反抗，就像旧《天秤座》杂志和“天蝎座”出版社之纲领的延续一样。被唤醒的他，耍着脾气，面带不善的嘲讽打听这、打听那。但是，他真正的谈话却就是对文学姓名和书籍的逐一提及，带着野兽般的贪婪，带着疯狂却高贵的妒忌。
他生性多疑，他最为恐惧的一种疾病就是喉炎，这种病会妨碍说话。
与此同时，他的个性之所以有力量正在于其话语的能量和发音部位。他对唏辅音、咝辅音和词尾“T”有一种无意识的爱好。他常用学者式的表达方式，非常嗜好齿音和颚音。
自弗·瓦开了头，就是现在，我仍能根据弗·瓦轻盈的手，将早期象征主义想象成这些“щ”音的密林。“在我的头顶有几只鹰，几只说着话的鹰。”就这样，我的老师认为朴素的、孔武的辅音胜过痛苦和进攻、屈辱和自卫。当弗·瓦想起给孩子们朗诵费特的《火烈鸟》一诗时，我才第一次感觉到了俄罗斯话语外在之不和谐音的欢乐。“在弯曲的、神奇的树枝上”：像是有一些蛇挂在课桌上，整整一片咝咝作响的蛇的森林。弗·瓦的蛰伏让我感到害怕，又对我有一种吸引力。
难道，文学就是一头舔着自己爪子的熊，一场劳作后躺在书房沙发上做的沉沉的梦？
我走到他那儿去唤醒这头文学的野兽。听一听他在怎样扯呼，看一看他在怎样翻身：我在走向“俄语”老师的家。所有的精华都包含在这“归家”的历程中，我至今仍很难排除这样一种感觉，即当时我是处在文学自身的家中的。打那之后，文学就从未再是那种几个黄毛男孩并排睡在网式小床上的家、住宅和家庭了。从拉季舍夫和诺维科夫起，弗·瓦就与俄国作家们建立了私人关系，开始了一种挖苦的、爱慕的相识，这种相识带有高贵的妒忌，带有戏谑的不尊重、血统上的不正义，就像在一个家庭中那样。
知识分子在建设一座竖着静立偶像的文学庙宇。比如，科罗连科写兹梁人写得太多，让我觉得，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兹梁人的神。弗·瓦教人不要把文学建设成庙宇，而要把文学建立成家族。在文学中，他珍重的是父权制的文化性质。
我没有去爱祭司的灯火，却及时地爱上了文学的（弗·瓦·吉的）恶毒的红色星火，这多么好啊！
弗·瓦之评价的权威，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左右着我。跟随着他完成的周游俄国文学父权制的漫长旅程，从“诺维科夫和拉季舍夫”开始，直到早期象征主义的科涅维兹岛，这次旅程成了唯一的一次。然后，就只有零散的阅读了。
代替领带晃悠的是一根细绳。在彩色的、没有浆硬的领子中，患了喉炎的短脖子的运动是不安的。喉头中发出了咝咝作响的、咕咚有声的声音：孔武的“щ”和“т”。
仿佛，这个人经常处在孔武的、热烈的濒死状态中。濒死就存在于他的天性之中，折磨着他，惊扰着他，汲取着他精神实质逐渐干枯的根。
顺便提一句，在象征派作家的日常生活中，常可以进行这样的交谈：“您过得怎么样，伊万·伊万诺维奇？”“没什么，彼得·彼得罗维奇，暂时还活着。”
弗·瓦喜欢那些有力地、幸福地用“火焰——石头”“爱情——血液”“肉体——上帝”来押韵的诗句。
无意识地左右着他的两个词是“生活”和“火焰”。如果让他来照料所有的俄国话语，我并非玩笑地认为，他会粗心地对待一切，会为了“生活”和“火焰”两个词的荣誉而毁灭所有的俄语词汇。
世纪的文学是名门望族的世袭。它的家是一樽满满的杯盏。在一张宽大的桌子边，客人们与瓦尔辛加姆坐在一起。一些新人从严寒中走进门来，脱下了皮袄。天蓝色的潘趣酒的火焰，使来客们想到了自尊、友谊和死亡。一个永远在响的、但似乎是最后一次发出的请求在绕着桌子飞翔：“唱吧，梅里。”这是最后一次宴席那痛苦的请求。
但是，较之于那个尖声唱着苏格兰歌曲的美女，那个嘶哑着嗓门请求她唱歌的人却更让我感到亲切，他的嗓门已被谈话给累坏了。
如果说，我在幻觉中见到了在瓦西里耶夫岛雪封的街道上冲着车夫大嚷的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那仅仅是由于，在所有的俄国作家中，他比其他人更热衷于利用时代的巨石。他感觉到了世纪，像感觉到了气候一样，并朝着世纪不时骂上几句。
他本该喊道：“嗨，好啊，我们有个光荣的世纪！”——却会喊成这样：“碰上这么个干巴巴的日子！”可是事与愿违！舌头粘在嗓子眼上了。严寒灼伤了喉咙，主人冲着世纪的叫喊被水银柱冻凝了。
回首整个俄国文化的19世纪，那破碎的、终结的、任何人都既不敢也不应重复的世纪，我真想把世纪喊住，像喊住稳定的气候一样。我在其中看到了过度寒冷的统一，这寒冷将数十年焊接成了短短的一天、一夜、一个深深的冬天，在这个冬天，可怕的国家体制就像一台散发着冰之寒气的火炉。
在这个俄国文学历史的冬季，我在整体上感觉到了某种老爷式的、使我不安的东西：我颤抖着稍稍掀起作家冬帽上那层薄薄的蜡纸。在这一点上，无人有过错，也无任何羞愧之处。野兽不应为自己毛皮而感到羞愧。黑夜为它镶边，冬季为它穿衣。文学，就是一头野兽。毛皮匠，就是黑夜和冬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