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姓杨名志英，是我妻子的外婆，妻子是以照顾老人的理由从农村特招进厂的，我是老人力排众议为她外孙女确定的夫君。自年底女儿出生起，我们就以女儿的辈份叫老人老太了，一晃叫了24年，我们叫得十分顺口并浸透着几份甜蜜，老人听得特别高兴且洋溢着满脸幸福。
（一）
老太年4月出生于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荆门沙洋，17岁结婚，19岁生养我妻子的母亲，之后再没有生儿育女。老太生长的荆门沙洋镇，地处鄂中腹部，汉江的中下游，民国时期建市，是湖北“八大历史重镇”之一，素有“小汉口”之称。在老太脑海的印记中，中国只有３个城市：汉口、荆州和沙洋。对旧社会的事老人给我们讲得不多，零星故事概括起来就是：旧社会苦、她丈夫懒、日本鬼子坏。
解放后不久，沙洋建织布厂，老太成了首批工人。年老太退休后，厂里请她负责托儿所工作，老太照顾孩子就像自己的亲孙辈一样，不仅孩子的父母视老太为恩人，厂里的领导也感谢老太为职工解除了后顾之忧。
经过几年托儿所义务工作，老太的人缘越来越好，从厂长到普通职工，都把老太改叫杨妈了。老太住在一个20多平方米的筒子间里，在外接了一个厨房。家中除了两张床，仅有一张饭桌，两个木柜子，一台黑白电视机，再加上平时摞在一起的10多把农村常见的小木制椅子和２条长板凳。每逢过年时，看望老太的职工接踵而至，室内坐不下，就在门外的院子里摆上许多把椅子，一时成了筒子房外的一道人文风景。
（二）
老太在托儿所照料的孩子中，有一位是织布厂工会孙主席的儿子。孙主席俩口子是从武汉下放到沙洋的知识青年。他们不太会做家务，孩子也不怎么会带，加之孙主席事业心强，孩子一断奶就交给了老太。孙主席后来调走，一直对老太心存感激。老太的外孙女王春华随老太一起生活后，孙主席就把给王春华介绍一个好对象，作为对老太的感恩之举了。我提干后不久，调到一个团级机关任宣传干事，孙主席的妻子鲍嫂子也在经委工作，孙主任和鲍嫂子一拍即合，把线给牵上了，我就与老太的外孙女王春华相识并组成了家庭。
后来听说，在此之前，厂里的热心人给王春华介绍了不少对象，但每次见面时，老人都要与外孙女一起去，多数是不等外孙女表态，就被老人否定了。王春华与我第一次见面是在部队大院内，老人家没有要求跟着去。几次接触后，我去了老人家中，老人一见面就同意了。期间，厂里的同事纷纷侧目，王春华家中也有不乐意的，主要理由是我的老家太远、太穷，加之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老太主意已定，对同事的劝说一律充耳不闻，对家中的意见根本不予采纳，一派“我说了算数”的气概，不由分说地把这门婚事定了。
（三）
我们婚后在沙洋生活了３年，日常开支由老太当家。当时工资不高，老太总是精打细算，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用。我和妻子不在家吃饭时，如果没有剩菜剩饭，老太多是吃碗面条，或者喝碗米渣。沙洋团部的院子很大，三面环水，有许多灌木荒地，老太就带我们整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地，种上许多蔬菜，节省了不少开支。
年起，我们又在武汉生活了７年多，经济条件逐渐好转，但老太节俭的习惯一点也没有变化。武汉素称“四大火炉”之一，夏天有时气温高达40多度，家中有台窗式空调，我们不在家时，老太怕费电也舍不得开，但怕把我们的女儿热着了，就将家中的脸盆等所有容器接上自来水，摆在房间里降温。家中有台洗衣机，老太一般也不用，一家人的衣服老太全部用手洗，说洗衣机洗得不干净。其实，老太是认为洗衣机洗衣服用电又浪费水不划算。
我刚到武汉工作时，面临全新环境，又不善言辞，与处室以外的同事接触不多，有的还笑称我是个“个体户”。老太来武汉后这种局面很快得到了改变。老太生长在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煎糍粑鱼、做辣椒酱是老人家的拿手好戏。每次老太煎糍粑鱼后都要给隔壁邻舍送一些。机关干部口耳相传，都知道了我家的糍粑鱼、辣椒酱好吃。特别是机关的几名女干部几乎每天中午在食堂打上饭后，都要端到我隔壁的女干部宿舍吃，当然老太的糍粑鱼、辣椒酱是不可或缺的下饭菜。一时间，我们住的七层成为了综合楼的闹市区。因为老太，我们一家人与单位同事关系处得都不错。
年8月，老太又随我们到北京生活了近13年，在北京生活期间，妻子开了几年茶楼，我的工资待遇也不断提高，家中逐渐富足，但老太节俭的习惯仍然不变。老太买菜时，除了和摊主讨价还价外，一定会将死菜叶子和萝卜泥一点一点去掉。有一天，老太突然要我们教她认电子称，并笑嘻嘻地说要控制体重，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太是每天买菜后在家中复称，发现缺斤少两好找摊贩补上。一段时间，院子里的一些老人买菜后都来我家复称，我们生气又好笑。不过这样一折腾，小区门口的商贩也不敢糊弄院内的老人了。
（四）
年初我调河北工作后，老太已90高龄，身体不是很好，妻子上班也很忙碌，请家政照顾老太，因语言不通，加之老太性格倔强等因素未果。清明节前就将老太送回荆门请亲戚帮忙照顾。天有不测风云，清明节刚过不久，老太在院子里整理晾晒的被子时，将大腿摔成了骨折。我刚回北京又返回荆门给老太安排手术，90高龄的老太成功接受了手术。主治大夫说老太是他从医近30年做的年龄最大的骨折手术。老太卧床近6个月后，就能下床搀扶行走了，许多人都说这是奇迹。
老太在荆门半自理期间，生活得比较愉快。我是隔三差五要给老太打一次电话，老太接到我的电话时，都会用生怕别人听不见的声音与我讲话。通话结束后，老太会满脸喜悦地对周围的爷爷奶奶说，电话是外孙女婿从北京打来的。其实，当时我已在石家庄工作，但老太每次都说我是从北京打的电话，老太把接我的电话作为一种享受和炫耀。刚开始，院子里的爷爷奶奶都乐意与老太交流，听老太摆“龙门阵”。老太与院子里的爷爷奶奶在一起，说得最多的是我们如何对她好，说我们带她乘过飞机、坐过火车、渡过大轮船，到过天涯海角、见过刘三姐唱歌的地方，在中央电视台看过文艺晚会，在天津吃过“狗不理”包子等等。起初，老太给院子里的爷爷奶奶讲这些故事时，大家都有新鲜感，有的还边听边问边挖掘。时间一长，加之多数内容重复反复，大家的好奇心就慢慢降下来了。特别是老太在与爷爷奶奶们聊天时，总喜欢用“我们北京”这个口头禅，让一些爷爷奶奶感到不快，有的就逐渐与老太疏远了。老太对此虽有觉察，但也改不过来。
（五）
年年末，老太在荆门生活32个月后，我们将老太接到石家庄，安排到了爱心老年公寓。年元旦，我陪老太坐了２个多小时，期间还从后腰抱着老太在房间和阳台走了七八圈。在走圈时感到老太是明显苍老了，之前老太只要扶着就能走几步，现在从后腰抱着也只能慢慢移动脚步了。
老太把我们的女儿视为了生命的一部分，女儿对老太也有深厚的感情。老太在清醒时经常问女儿的情况，还多次埋怨我们不该把女儿送到外地读书。女儿每次与我们视频时，第一句话就是问老太情况怎么样？后来，我们让女儿通过
